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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空军队伍里有这样一批特殊的空中骄子

发布时间:2019-07-09 18:5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在人民空军的队伍里,有这样一批特殊的空中骄子,他们曾是英勇的红军战士。在长征中,他们与许许多多红军战士一样,始终牢牢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翻越皑皑雪山,踏过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后来,他们又成为人民空军建设的主力军,为人民空军的建立,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他们作为空军建设骨干,相继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带领部队在国庆阅兵、抗美援朝、国土防空作战和保卫祖国领空中屡建功勋。方槐、方子翼、陈熙、安志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广场聚集了30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群众,红旗、彩绸、鲜花、标语,汇成了喜庆的海洋。15时,庆祝活动开始。在城楼上,主席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在国歌的乐曲声中,亲手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随后,阅兵式开始。16时35分,当17架飞机编队列着整齐的队形,由东向西,从广场上空掠过的时候,、、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城楼上仰望天空,频频挥手致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都为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而激动万分。16时41分,空中分列式圆满结束,各飞行分队全部安全降落。作为这次飞行编队中一个分队的领队长机,同时又是飞行计划起草人的方槐,终于放下了他那颗悬着的心。

  方槐,1917年10月生。他的家乡江西省于都县银坑圩是红色根据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方槐父辈家境十分贫寒,租种地主的4亩地,每年收获庄稼四成要交地主。为维持生计,他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过继给隔房的伯父做继子。在伯父的资助下,方槐读了两年的私塾学堂。

  方槐的命运在12岁时得到了改变。那年,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方槐加入了儿童团。两年后的1931年,方槐秘密加入了中国青年团。翌年,方槐又加入了红军队伍,成了一名红军战士。1933年转入中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告别家乡踏上万里长征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方槐正在抗大教室上课,校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突然来到教室,通知包括方槐在内的24名红军战士到校部卫生队体检,且要求不得向外人泄露。12月底的前几天,方槐接到通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找他谈话。方槐预感到谈话与这次体检有关。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紧张感,走进陈云的窑洞。陈云告诉他,中央准备选调一批红军战士到新疆学习航空知识和飞行技术,还告知他已通过了体检。方槐一听喜忧参半。喜的是党组织重视自己,要培养自己;忧的是航空知识和飞机驾驶是科学技术,自己文化低,怕学不好,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后经陈云、谭政等领导做思想工作,方槐放下了包袱,决心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

  1938年1月8日清晨,方槐等19名红军战士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期望,同党组织指派陪送的同志一起乘大卡车,从延安启程,一路西行,风尘仆仆,最终到达新疆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并住进迪化“新兵营”。

  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方槐驾驶飞机翱翔天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天。此后,方槐不怕危险,勤学苦练,掌握了伊-15、伊-16新型战斗机的全套技术性能,达到了能在这类机型执行各项战斗任务的要求。1942年2月,方槐正式毕业。毕业后,由于新疆形势变化,方槐等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监禁。后经党中央营救,方槐等100余人于1946年7月11日回到延安。

  1946年,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准备。9月20日,方槐等从新疆归来的31名同志,同刘善本等4名空军起义的同志一道离开延安,奔赴东北。1947年秋,方槐任学校训练处政治协理员。

  1949年3月,成立航空局,方槐调入军委航空局工作,并担任作战教育处处长。

  1949年8月下旬,朱德总司令、代总参谋长主持召开驻北平(今北京)军事机关领导同志会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方槐参加了会议。会上,当提出军委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参加开国大典分列式,通过上空,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一事时,常乾坤当即表示可以组织小机群受阅。听后高兴地说:“好!有飞机编队通过上空参加受阅,为开国大典增添了光彩,你们回去后,要很好地做准备。”

  第二天上午,又把常乾坤和方槐叫到办公室,询问受阅机群编队的准备工作,并指示军委航空局要组织好,搞好计划方案。常乾坤把拟订受阅计划方案的重任交给了方槐。接到任务后,方槐同局航行处处长安志敏一道通宵达旦地工作,提出受阅方案,确定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制订各型飞机20天训练计划,明确受阅飞机序列、速度和高度等具体问题。随后,他们详细地向作了汇报。

  1949年9月1日,军委航空局决定,方槐负责受阅总的组织计划分工任务,安志敏协助方槐工作。会后,方槐和安志敏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调集飞机,选调飞行员,依据各型飞机、飞行员数量的实际情况,拟订编队编组;按各个编组的不同机种拟订飞行训练计划;对领航计算、组织训练、飞机起飞及结束时间安排以及受阅飞行地面的组织指挥和保障、机场塔台指挥等方面做了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经过精心组织,这才有了广场万众沸腾的一幕。

  受阅任务安全顺利地完成,让方槐感到无比喜悦。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荣光的事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槐历任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空军第三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27日,美国公然宣布出兵朝鲜。随后,美国及其纠集的侵朝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10月7日,继10月1日大批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美军也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并继续向朝中边境推进,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1950年10月19日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0月底,决定让年轻的人民空军“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1950年11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来到辽阳空四师驻地,在听取了师长方子翼和政委李世安的汇报后,正式向他们交代了作战任务。

  刘亚楼说,我们建设空军是准备“过三关”的。第一关是自己办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员;第二关是自己建部队,培养空中战斗员;第三关是打空战,在空中消灭敌人。前两关,方子翼和李世安同志都是亲自经手者,都顺利地闯过来了。现在要过第三关,学会打空战,在空中消灭敌人。空军党委决定,将过“第三关”的任务仍然交给你们,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

  领受任务后,方子翼非常兴奋,作为当时唯一的航空兵师长,揭开空战之“谜”,是他学习飞行以来一直的梦想。

  方子翼,安徽省金寨县人。1917年1月出生在皖南山区一个贫困农家。1930年春,为了追求翻身解放,13岁的方子翼即参加红军,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后来,因年小体弱,他曾3次被裁减退伍。然而,他紧紧跟随着红军队伍,直至遇到总指挥,才完全进入红军部队。他历任班长、排长、师青年股长、军青年科长等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936年10月随西路军鏖战河西走廊。在革命生涯中,他曾3次战地负伤,3次险遭错杀,还四过“雪山草地”,经受了各种考验,但他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

  1938年春,方子翼被选入新疆红军航空队学习飞行。毕业后,正当他想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时,却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后经党中央营救,他回到了延安。

  1946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称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方子翼被任命为航空队队长。9月,按照中央指示,他带领“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从延安出发,徒步跋涉8省,突破5道敌人封锁线个多月,到达黑龙江省东安市(1948年并入密山县,今密山市),参加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历任东北老航校飞行科长、飞行大队政治委员等职。

  1949年10月6日,根据刘亚楼一行与苏联谈判达成的援助协议,批准了创办4所歼击机(原称驱逐机)、2所轰炸机共6所航空学校的方案。方子翼被任命为第五航校校长。

  1950年6月19日,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方子翼兼任第十一团团长。10月5日,空军第二支航空兵部队——空军驱逐第三旅在沈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10月下旬,决定空军部队的编制由每旅3团制改为两团制,并令空军第四混成旅旅部及第十团移至沈阳,与驱逐第三旅的第七团合编为驱逐第四旅,调方子翼任第四旅旅长,第三旅旅长由夏伯勋代理。10月31日,空军驱逐第三、第四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三、第四师。方子翼任第四师师长,第三师师长由夏伯勋代理。

  1950年12月21日,带着刘亚楼的谆谆嘱托,方子翼率领第十团第二十八大队,肩负着“揭开空战之谜”的使命,由辽阳进驻安东浪头基地。28日,第二十八大队正式开始战斗值班,执行作战任务。这天下午,雷达发现朝鲜宣川、定州、安州一带有美空军飞机活动,第二十八大队按协同计划,配合苏联空军两个中队起飞4架米格-15型歼击机迎战,这是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战斗出航。

  1951年1月21日,空四师迎来了第一次空战。9时许,美空军20架F-84型战斗轰炸机对平壤至新义州铁路进行轰炸,方子翼下令第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率6架飞机迎敌。空战中,1架美空军飞机被击伤,其余的纷纷向黄海逃去。空军领导对初次空战的胜利高度重视,专门给空四师发来贺电,指出:“这次空战证明年轻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志愿军空军继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

  1月29日,注定是个重大的历史时刻。13时34分,雷达发现一批美空军飞机活动于安州、定州上空,企图袭击安州火车站和清川江大桥。方子翼急令第二十八大队出击,大队长李汉迅速率8机起飞。在他的指挥引导下,编队飞过定州后发现16架F-84型飞机分上下两层向目标攻击,李汉率队利用阳光隐蔽接敌,迅速发起攻击,击落F-84型飞机1架,后在追击敌机的过程中,李汉又击伤美空军飞机1架。这次战斗首开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纪录,成功揭开了空战之“谜”。

  首次空战的胜利,不仅让空四师和方子翼对空战有了初步体验,而且鼓舞着空四师的英雄健儿乘胜前进,越打越好。抗美援朝期间,方子翼带领空四师五番入朝,空战69次,击落美机64架,击伤24架。方子翼指挥的空四师创造了首次参加空战、首次击伤美机、首次击落美机、首次击落F-86型飞机、首创近距离歼敌、首创夜战胜利和击毙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的记录,涌现出“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等一批享誉全军全国的英模人物,批示嘉勉“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回国后,方子翼历任空二军副军长、军长,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原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翻开原第三飞行学院的院史,有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以陈熙为校长的空军第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速成训练中,创造了“六最”的好成绩。即:在空军6所新组建的航校中开飞最早,在空军6所航校中最先放单飞,在空军4所歼击机航校中毕业学员数量最多,在空军4所歼击机航校中训练速度最快,在空军4所歼击机航校中飞行失事最少,在空军4所歼击机航校中学员淘汰率最低。

  第三航校的突出成绩,受到了空军首长和机关的称赞。1950年12月,空军在《1950年各航校飞行训练总结》中指出:“为了适应迅速建立战斗部队的需要,各校除了按时完成军委空司修改后提前毕业的计划外,且大部分学校更比修改后的计划提前完成了。其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三航校。……在今年的教育中,三航校的进度最快,失事和淘汰的学员最少,这是在教育上很典型的优点。”

  陈熙领导第三航校的3年间,使航校从无到有,成长壮大,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和做法。在训练工作中,采用“速成的、分散的、部队性质的”训练方针,从速成班到三期乙班,共培养出空地勤学员3643名,其中毕业飞行员738名,适应了组建新部队和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有42名毕业飞行学员,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创造战绩,共击落敌机60架,击伤敌机22架。其中,1951年1月21日首次揭开空战之“迷”的6名飞行员中,5名是第三航校速成班毕业的,他们是李汉、李宪刚、张洪清、赵明、宋亚民。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第三航校首任校长陈熙是分不开的。陈熙1918年大年三十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莲花乡官田村一个中农家庭里,是家中长子。父亲为了他能够出人头地,想尽办法供他上私塾。后来村里面进驻了一个红军的兵工厂,他就一天到晚和红军叔叔们混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受到革命教育。从小就是孩子王的他,在村里组织了儿童团,自任团长,干一些儿童团的事情。

  1931年,13岁的陈熙担任兴国县少共莲塘区委组织部部长,主要的工作是动员青年参加红军。1934年5月,随着中央苏区的形势紧张,加之苏区青年能够参加红军的所剩无几,他便带领100多个青年参加了兴国补充师第十三团,在连里担任指导员。由于部队伤亡很大,不久,第十三团就编入了红五军团,陈熙也调到军团政治部当技术书记、文化科科长。其后,陈熙跟随红五军团长征,经历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抢夺乌江等重大战役。

  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北上,陈熙在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三次过雪山草地。翻过夹金山大雪山,陈熙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在毛尔盖会议上经过整编,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并,整编为左路军的红五军,陈熙仍在军政治部任文印科长。执行宁夏战役后红五军与红九军、红三十军一起整编为西路军。陈熙所在的政治部整编到了红三十军政治部,他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长。西路军西征失败后,陈熙跟西路军剩下的400多人进了迪化“新兵营”。1938年2月,他进入新疆红军航空队学习飞行,任党支部学习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奉命到东北创建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历任飞行大队政治教导员、政委、大队长等职。

  1949年10月,陈熙奉命和刘风、吴恺等人组成工作组,为空军成立6所新航校寻找校址和训练机场。1949年10月30日,批准了陈熙等人的选址建议,成立6所新航校。作为我军的第一批飞行骨干,陈熙也被任命为第三航校校长。

  陈熙深知,现实条件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促使他不断收集资料,研究筹划、认真架构建立空军航校的最佳方案。1949年12月1日,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近千人的第三航空学校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如期开学。

  开学后,政治教员缺少的问题立即显现出来。陈熙在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后经批准,空军从北京高等学校选调了一批政治教员并很快分配到航校。

  由于当时空军只有31名翻译,懂俄语又懂航空术语的更是凤毛麟角。苏联教官讲,翻译当场译,一小时课等于半小时,进度大大落后于计划;还把驾驶杆译成“一根活动的棍子”,飞机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电压译成“紧张”,飞机在空中做横滚动作译成了“圆桶在空中旋转”。学员们听了大眼瞪小眼,莫名其妙,苏联教官也急得直发火。对此,陈熙又及时向上级提出建议。一个月后,70余名翻译和200余名航空技术人员被分配到各航校,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学中的语言障碍。

  1954年,陈熙调任空军军校部任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解决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问题,他又参与新建了一批院校,并对原有院校进行了调整。到1965年,空军拥有各类院校29所,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

  1978年,陈熙担任空军学院第一副院长,后任政委。他带领全院同志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致力于学院的恢复与发展,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教学为中心上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教学改革,为空军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中、高级指挥人才。

  《2015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定期航班航线个(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国际定期航班通航55个国家的137个城市,国内航空公司定期航班从38个内地城市通航香港,从12个内地城市通航澳门,大陆航空公司从43个大陆城市通航台湾地区。旅客吞吐量达9亿多人次,乘飞机出行越来越成了人们的优先选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开辟这一条条航线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我军歼灭,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空军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好准备,3月17日,成立了航空局。为开辟空中航线,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西南,5月,航空局专门增设了航行处,并任命安志敏为处长。

  安志敏,1916年8月生,四川省阆中县人,1933年6月参加青年团,1934年1月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先后任营、团、师部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一科见习参谋等职。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西路军西征失败后,他随左支队历尽艰险到达新疆星星峡,任总部警卫班长。

  1938年春,从“新兵营”选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飞行。1942年9月与航空队的同志们一道被捕入狱, 1946年7月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回到延安。后被组织派往东北建设东北老航校。曾任飞行大队副大队长等职。

  开辟新的空中航线,对航空局来说是一件新任务,对安志敏来说,更是千斤重担。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当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经验。但这是航行处的职责,作为处长的安志敏责无旁贷,必须全力以赴。当时,除东北的空中航线较有保障外,其他地区有的机场破坏严重,必须进行大量的修补工作。在西北地区,西安、兰州机场可勉强保障飞机起降,酒泉机场却需要抢修跑道及导航、气象等保障设施。安志敏紧紧依靠当地党政军各方的大力支持,动员一切力量,截至1949年10月底,先后修复机场40余个。与此同时,他抓紧开辟新航线的工作。

  空中航线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部门协调的问题。对今天的飞行员来说,航线相对简单,因为现在天上有卫星,地面有引导雷达,机上还有罗盘、惯导、数据链等多种设备,空中飞行只要按照规定的行驶路线,确保飞机在规定的“道路上行驶”即可。

  但安志敏领导的航行处可没有现在的飞行员这么荣幸。每次确定航线、校正航线时,他们只能采用最传统的方式,依靠导航员、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导航员拿着地图,对照地貌,来确认自身的位置。这种传统的导航手段晚上不能用,天气不好也不能用,海上不能用,而且在陌生地域容易迷路。

  如果地貌看不清,安志敏他们就用罗盘加怀表来确定航线,这也是一种最传统的方法。这种方法因为受飞机的速度、阵风等外界因素影响,往往偏差较大,安志敏等航行处的同志,只能采取最原始的目视飞行,靠地标确定航路飞行。

  在开辟一条新航线时,还要进行校验飞行。校验飞行是一种边缘飞行,它是在没有导航设备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大量起落、低空科目的飞行。人们把从事飞行校验工作的人,称为“开辟天路的人”。特别对专机飞行,飞行目的地为生僻机场,面临国内飞机从未飞过、缺乏机场资料、当地航线保障水平差、地形复杂的情况时,要求专机飞行之前,进行航路先遣考察飞行。

  为了确定航线,安志敏每条航线每个机场自己都要飞一遍。有次试飞兰州,快到兰州机场上空,天色渐黑,气象骤变,乌云盖顶,跑道的指示不明显,安志敏隐约能看到机场延伸的跑道,他坚决果断地朝着那条隐隐约约的跑道飞去,最终安全降落。事实证明,如果再晚一点,大雨倾盆而下就会有危险。

  截至1949年10月,安志敏领导的航行处先后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新的空中航线。新航线的开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按照上级的部署,安志敏还配合航空局其他部门一起,执行了保障专机的任务。开国大典前夕,负责接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商国是。安志敏还协助方槐周密设计开国大典的飞行行动,并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新中国成立后,安志敏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航校校长、空军第五军副军长、空军第三军副军长兼航空兵第六师师长、空军第五军军长、原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驻越南空军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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