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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华民国海军参战了吗?

发布时间:2019-08-05 16:5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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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七·七事变时,中国海军共计有66艘军舰,总排水量6.8万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达120万余吨,在数量上中国海军只相当于日本海军的5%。在质量上,中国海军仅拥有轻巡洋舰以下的各种坚挺,而且新旧不一,武器装备落后,日本海军不仅种类全,拥有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各型舰艇,而且还有大量新型舰艇在造。[1]更为重要的事,日本海军还编有庞大的航空兵部队和陆战队,其将领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各级官佐与士兵也训练有素。

  中国海军根据这种实力对比进行了抗战准备。第一,修订了对日作战方案,放弃了“9·18”事变后提出的与日本海军争夺中国近海制海权的战略方针,提出中国海军抗日作战的任务是“使敌舰不致深入腹地,随意登陆”。为此,必须加强“水中防御”。第二,加强海军武器装备和防卫设施建设。中国海军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购买、建造和改造了一批坚挺。后来在江阴阻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平海”号巡洋舰就在这时编入海军。另外扩大水雷生产,并加紧整顿江海芳要塞。第三,加紧海军实战训练和演习。[2]这些措施有效的提高了海军的战斗力,使中国海军在抗战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海军的抗战以长江流域为主战场,根据海军的任务和采用的战术不同,抗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第二阶段是武汉会战,第三阶段大体上相当于整个抗战的相持阶段,即武汉、广州陷落至1945年,第四阶段是受降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海军主要采用沉船阻塞、水雷封锁等战术。阻止日舰侵入内河,保卫中国陆军的侧后翼。在江阴地区,中国海军水面舰队主力掩护阻塞线,遭到日海军航空兵袭击,损失惨重。

  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即按照战前方案退入内河。在长江地区,中国海军在江阴构筑阻塞线,并派舰毁除江阴下游的航路标志。在淞沪地区,黄浦江内建成三道阻塞线,另外海军部调集力量制造水雷,封锁淞沪地区的众多港汊,防止日军快艇侵入。海军淞沪地区还进行了多次特务作战。8月16日,中国鱼雷快艇攻击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虽然没有命中,但对日军震动极大。18日日军大本营军令部电令,“中国海军用鱼雷发射等行为,充满敌意,希速考虑击灭上海方向敌人之海军为要。”除此之外,中国海军还多次派特务兵携带水雷出击,炸毁浦东日军用于登陆的三井码头和海军码头,但对日军“出云”和“安宅”两舰的出击均告失败。[3]上海放弃后,海军用水雷将苏州河一带桥梁炸毁,迟滞日军的攻击。

  中国海军以舰队主力掩护江阴阻塞线的构筑工作,日军认为:“战争开始后中国将海军主力置于江阴要塞的掩护下,不仅阻碍南京方面的空中作战,且以有力之巡洋舰‘平海’、‘宁海’二舰威胁日军沿长江下游的大舰艇。因此第3舰队司令部认为无论是出自空中作战或是封锁作战,均须将其击灭。”9月22日起,日军便以大编队机群连续数日攻击中国舰队。连续激战后,中国海军主力舰相继沉没或丧失战斗力,“丧失了作为海军兵力的机能”。[4]中国海军虽然也击落数架日机,但日军仅以数架飞机的代价歼灭了中国海军的主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助长了其侵略气焰。

  在主力舰相继被炸沉后,中国海军不得不改变保卫江阴阻塞线的策略,决定拆卸舰炮安装于长江两岸,加强建设江阴要塞,用来腰击敌舰。江阴要塞曾一度击退日海军的进攻,但陆军失利后导致要塞后路被日军切断,要塞部队不得不毁炮撤退。

  在这一阶段,海军除在江阴、上海进行了堵塞作战外,在山东青岛,江苏连云港,浙江镇海,福建福州、泉州,广东广州等海港也进行了沉船阻塞。据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调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征用充沉塞封锁线]

  海军抗战的第二阶段,海军主要是布置水雷封锁线和组织炮队来封锁江面,并且创造漂雷战术并首次进行敌后布雷。中国海军用大规模布雷来阻止日舰求得了较好的战果,因为日本海军虽然强大,但公认其扫雷能力很弱。[6]

  南京失守后,中国海军向长江中游集中,配备新的封锁线。中国海军沿长江由东向西布置马当、湖口-九江、田家桢、葛店四条防御线,分别在水中布雷设置封锁线,另外编组炮队,设置要塞炮兵阵地,并毁除荻港至汉口的航路标志。海军还在马当再次沉船建成阻塞线。但陆军的失利导致日军的迂回战术屡次奏效,海军要塞炮队不得不放弃阵地,甚至在湖口-九江阵地江面上尚未出现日舰的情况下,海军炮队被迫毁炮撤退。

  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海军布雷队的作用越来越大。除了在长江以及鄱阳湖内进行布雷设立封锁线外,更在轻坠水雷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漂流水雷,在1938年9月首次在新洲、武穴一带江面使用,击沉日舰两艘,并于同月出击敌后,在贵池布置漂雷60具。[7]而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共50余艘,并击落日机10余架。[8]而海军这时所剩不多的水面舰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湖口失陷后,海军的鱼雷快艇曾三次出击袭击日舰,“海宁”号炮艇防卫鄱阳湖被日机炸沉。这一时期,海军主要将舰艇改装成布雷舰艇以解决布雷船不足的问题,或派舰担任军事委员会的运输任务,基本上没有作战任务。由于各舰缺乏防空武器,而且没有空中掩护,在日机的攻击下损失惨重。

  海军在抗战进入第3阶段后,海军主要依靠江防要塞的炮兵和布雷队防守荆江、川江、湘江以及洞庭湖地区,防止日海军与陆军配合做进一步侵犯,同时派出布雷队深入敌后,扰乱日军长江水上交通运输。在1940年一年,日军舰艇触雷沉没共计80艘。[9]海军舰艇由于缺乏必要的防空配备,在日机的空袭下损失惨重,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接受了美、英、法三国赠送的五艘江河炮舰,但总数只有14艘,而且缺乏武器装备,主要在川江等处布防,无力向日军出击。[10]

  对于中国海军的防守,日军一方面采用空袭的策略,击沉击伤部分中国舰艇,另一方面仍然采取迂回战术,包抄中国军队后路,相继占领城陵矶、岳阳和宜昌;而在湖南的几次会战中,日本海军无法突破中国海军的雷区。但到1944年,日军的扫雷能力似乎有所增强,突破了雷区。

  在中国其他沿海省份,海军除初期的堵塞作战外,还有其他活动,但阶段性并不明显。在山东的第三舰队,舰艇自沉后,海军陆战队留在山东参加游击战争,其余官兵南下至长江流域,参与保卫武**川江。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海军的活动较多,分别向三省派出布雷队和设立炮台。但三省抗战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浙江,主要是布雷活动和炮队防御;福建的海军陆战队在守卫海岛、

  反登陆作战、反击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促使部分伪军反正。[11]驻守广东的中国海军第四舰队在抗战初期出击两次,取得击沉日驱逐舰一艘、击毁炮垒四座的战绩,[12]而敌后游击布雷也求得了一定的战果。

  除此之外,海军还组织扫雷队用于保障长江后方航道安全和扫除日军在封锁作战中在沿海港口布下的水雷。另外,海军陆战队主力在湘西等地承担护路和剿匪工作。

  抗战结束后,海军即开始受降,接收日伪海军物资和海军设施,接收金厦、台澎等处的海军基地。同时扫除长江以及沿海等处的水雷,扫清航道,以保证军队的水运安全和恢复正常航运。另外,接受美英赠舰,重建水面舰队和南下南海诸岛,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海军还在日本捣毁了日本纪念甲午战争中战胜北洋舰队的物品,并收回海军失物,开会日军投降坚挺,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13]

  二 在抗战中,由于中日海军实力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同期陆军虽然质量不如日军,但毕竟拥有几千万可以补充兵员的青壮年农民,还可以凭借熟悉的地理环境和兵力优势与日军周旋。因此,国民政府放弃争夺近海制海权的策略,而决定在大陆上实行持久战。由于当时中国的首都、陪都和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长江流域,而国民政府的战略又是吸引日军主力于华中地区,沿长江向西进攻,所以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陆空军沿长江布防,阻击日本海军。

  在国民政府的历史上,1926-1927年的内战中,在反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进攻和西征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海军在切断敌军南北联系、充当先锋促使敌军崩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4]而且这几次战役证明了单凭陆军几乎无法阻止海军沿长江的上溯作战。在抗战过程中,海军部队也证明了自己的阻击是卓有成效的,因为每一处海军防区的弃守大都是由于陆军的溃败或撤退而导致的,而不是海军防区被日军突破而导致战线崩溃。林盖,海军还多次迫使日军改变作战计划,放弃登陆作战,而实行陆军迂回或渗透,这就为中国陆军创造了歼敌良机。例如在日军名为“攻略九江作战(V作战)”的行动中,由于“疏浚航路作业极难进展,加之敌人空袭频繁,迫使波田支队放弃由江上进攻,于6月24日改在香口登陆,开始沿江由江南陆路向湖口进击。”[15]而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为绕开中国海军雷区,不得不用小型舟艇携带少量补给分散登陆,虽然一时得逞,但因为力量分散,反而为中国军队分割歼灭。[16]

  中国海军的漂雷战术和敌后布雷活动打击了日军的水路运输,迫使日军多次宣布在长江中停航或限航,即使通航也不敢保证航道安全。截至1943年7月,在长江方面的芜湖至湖口、九江至汉口、汉口至岳阳三个地区,中国海军布雷队出击93次,布放水雷1600具,炸沉日军舰船156艘。[17]另外海军在相持阶段的几次战役中还加紧布雷,以此呼应陆军的作战。例如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中,中国陆军反攻马当,海军长江中游布雷队主动出击,策应陆军的进攻和撤退。[18]而在其他地区的布雷活动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1943年广东珠江布雷队所布水雷炸沉伪海军广东要港司令部旗舰“协力”号,俘获伪广州要港中将司令萨福畴及其他7名为海军官员,沉重打击了日伪海军。[19]海军的布雷活动招致了日军的疯狂报复。日军不仅反复扫荡长江沿岸布雷队基地,而且极其残忍的对待被俘布雷队人员。1940年,在长江中游执行任务的海军布雷队侦察员陈木生在湖口被俘,“该员临危不屈,骂不绝口,惨遭活锯,将尸首抛弃江中,亦烈亦哉。”[20]

  第一,抗战初期的防御阶段,海军协助陆军作战,迟滞或阻止日海军沿河流尤其是长江向内地长驱直入,挫败其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并迫使日军多次改变战术,大量使用陆军迂回,进而为中国陆军利用地理优势和兵力优势歼敌创造了条件。海军初期的抗战虽然也不断的败退,但迟缓了日军沿长江上溯的速度,掩护了京沪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厂矿企业、战略物资西迁入川,为维持中国继续作战的经济基础做出了贡献。

  第二,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海军在正面战场继续以水雷封锁日本海军,并固守各要塞炮台,使日海军无法充分发挥与路军的配合作用,为保持正面战场的稳定、挫败日军扩大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在敌后战场,海军在长江沦陷各段实施游击布雷,袭击日军舰艇和运输船只,不仅使日军不能充分利用水路进行后勤保障,而且消灭了日军一部分力量,同时还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成为敌后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海军的抗战打击并牵制了一部分日本海军力量,支持了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成为联络中日战场、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的一条纽带,虽然这条纽带比较微弱。

  虽然海军的作用是重要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但海军的活动也有着很大的局限。首先,海军的活动严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北方湖泊河流稀少的地区,海军的回旋空间就极为有限,山东的第三舰队官兵集体南下即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海军的活动依靠陆军的掩护而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抗战初期海军的江防要塞多次由于陆军的失利而被日军包抄后路后不得不放弃。海军的布雷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陆军的掩护,1945年初的《海军总司令部中心工作计划》中指出对于已经失陷的荆河正流及洞庭湖之湘沅各江和闽河下游暂时无法执行布雷任务,如陆军反攻得手,恢复原有阵地,则各布雷队即进入原防,将各江重新布雷阻塞。[22]而在敌后布雷更需要陆军掩护,不仅水雷的运输由陆军负责,而且布雷队本身缺乏自卫力量,必须由陆军的掩护才能在敌后生存和执行任务。海军的这些弱点极大的影响了海军的地位和作用。

  四 在抗战中,海军无可置疑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海军的作用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海军发挥的是一种有限的战术辅助作用,而不具有战略的性质。抗战初期海军主力尚在的时候,辅助作用中的协同作战的性质还比较明显;江阴血战后,由于海军水面舰艇主力损失殆尽,海军协助陆军作战实际上是配属于陆军作战。海军对于战争的进程和走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各个战役中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沿长江上溯作战缓慢的原因除海军的阻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空军频繁的空袭。抗战相持阶段湖南境内的几次战役,如第一次长沙会战取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海军所认为的是破坏了日军的水路协同,[29]而主要是由于日军的进攻只是战术性的牵制作战,并不是战略进攻,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赣湘会战”)日军的企图只是在汨罗江沿岸、粤汉铁路两侧的丘陵地带打击中国第九站区主力,并不想扩大占领区,[30]而且日军路军进攻和撤退的速度太快也不需要海军的配合。

  中国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极大的影响了其地位—战术性的辅助力量—不仅低于陆军的主力地位,而且低于空军的战略性辅助力量的地位。虽然海军将士英勇抗战的气节不输于另外两个军种,但地位的高低并不是由气节决定的。实际上,海军在抗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地位是由地理环境、历史上的影响、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进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抗战期间,中国海岸线被日海军严密封锁,中国海军很难获得外援;而沿海的船厂、船坞失陷后,海军也无法建设或修理舰船。这种情况也局限了海军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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